枯萎始于绽放

有过多少欢乐,就要承担多少痛,生命那么公平,最后已无余生。

——张萌萌《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阳光总在照耀世人,永远不会因人而异,就像西方人所崇信的耶稣,眷顾每一个他的信徒。

在世界的东方,广袤的大地上,阳光平和而公正地撒向人间,人们在阳光下奔走生活,在夜幕里肆意狂欢,他们也许从未向每天绕过的那些肮脏的几角旮旯里望过一眼,他们也许从未曾注意到,那些昏暗的角落是否流转着一双清澈的眼眸。

生命的初生总是伴随有太多的期许与惊喜,那一声声啼哭划破长廊,让高悬着的那份等待如石落地,然而多少初生的婴儿却在与亲人目光初碰的刹那就注定了被弃若垃圾的命运。

他们或被刚刚迎接他们的双手扔在厕所角落,或在父母痛苦的眼泪中被抛弃路边,他们多是伴有先天缺陷或病症,心脏病、兔唇、白化病、小脑发育不全、小儿麻痹等。这些病症伴随着他们的出生而来,又因此使得他们与生生父母就此诀别。

他们的命运从来就只有两种:一些在无人问津中死去,一些在“神”的眷顾下被人发现,然后颠沛流离。

死去的也许是一种解脱,被一席苇草或布片卷裹之后浅埋地下,无论如何,这世界总归是让他们看了一眼,带走一片天空的蓝色或夜里的星光。

没有死去的,他们又会如何呢?

我在上周看到了那组图片《命若垃圾》,于是知道了没有死去的其中一部分经历着什么样的痛苦,也由此知道了阳光明媚的东方大国,有这么一种人在“照料”着这些刚刚绽放生命之花就已经开始枯萎的孩子们。

河南兰考县的袁厉害从1986年捡拾并收养弃婴,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大多数患有疾病,25年来,她自己也数不清究竟养过多少,这些孩子是不可能全都收养在她家里的,因为家人的缘故,寄养在家里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这小部分孩子多是一些病症不严重,或是已经做过矫正手术后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孩子,而那些病情严重且国家无法提供免费手术矫正或需要手术费高昂的孩子,他们只能集聚在小城的各个角落肮脏的窝棚里,袁厉害能提供给他们的,也仅仅是一些最基本的食物和木板、砖头搭起的床,这些孩子因为生理缺陷,无法行动,只能常年在这小又拥挤的地方活动,有些人甚至无法下床,他们在外人眼中是畸形、肮脏的,他们在袁厉害眼中是一群有人生没人养的可怜孩子。他们不能得到温饱、他们没有童趣、他们得不来关心、他们得不到教育、甚至于他们连做人最起码的名字都没有,他们的成长其实是一种枯萎的过程,因为除了袁厉害还能让他们还活着之外,得不到任何生存的养分。

2010年9月23日夜晚,这名被抚养了六个月的智障孩子因病死亡。因为不到一年时间,所以他还没有名字。这是袁厉害去年捡回的第21个婴儿,也是第十个因病而亡的婴儿。每天都在一起的孩子们围着刚刚离世的小弟弟,舍不得离开。——《LENS.视觉》杂志

为什么兰考不修建属于自己的孤儿院?冯杰(注:兰考县民政局救助股股长)的回答是,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列。

——《LENS.视觉》杂志

生命被排挤在经济之外!

作为一个县级小城,兰考县连一个福利机构都没有,这是一件让人一听之下惊讶,细想之下无奈的事情。这种现状加上袁厉害收养弃婴的知名度,以至于大家见到或捡到弃婴,习惯性地将他们送到袁厉害那里,包括诸如110等政府机构在内也是如此,忽略了对弃婴的妥善处理本是政府责任。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袁厉害没有经济能力去养活这些孩子,我想,任何一个人有经济能力的人都不会愿意20多年去养100+以上的弃婴的,在这样的艰难困境下,她开始以弃婴养弃婴:将一些通过医疗手段矫正的孩子“送”到想要抱养孩子的家庭,然后用这不光彩的钱继续抚养那些弃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人口买卖。

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说,袁厉害只同意把脑瘫这种无法治愈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好点的孩子她不愿意送到福利院,因为心脏病和兔唇都由国家免费手术,康复之后,袁厉害再转手‘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LENS.视觉》杂志

这让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民间组织无法从国家获得资金支持,只能将保护行动中上缴国家的藏羚羊皮扣下一部分,拿去做交易换钱,以维持这个民间组织保护藏羚羊的巨大开支,当被问及这是犯法的行为为什么还这么干时,队长日泰垂眼无奈地说:“没办法”。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临近的开封市福利院,在认识到这种状况后,并没有做出过什么有效的救援措施,还有某组织对她进行了声讨,举报并谴责她“转卖”弃婴的行为,面对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他们没有勇气去声讨,只能来声讨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可悲的是,政府在这场声讨中左右摇摆,“他们有时表彰她的爱心,有时批评她的不合法”。

在一个政府部门不去积极参与的社会,对这种个人行为的无奈,作为我们其实应该予以理解,我们对太多的丑恶习惯了闭上眼睛,为何不能去对善良也闭一次眼?况且她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遗弃儿一部分拥有了好的生活环境,一部分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哪怕她真的在这场交易中存有私心留了些钱给自己,对于她25年来所做的付出,这点儿私我们应当宽容。

袁厉害含糊其辞地承认,“有些孩子送人了。保证今后不再送了。”——靠摆摊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有段时间,她通过这种交易得到的钱,维系其他弃婴的基本生活。说着她掉下了眼泪,“我穷得没法,需要钱养这些孩子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LENS.视觉》杂志

如果弃婴是父母犯下的罪孽,但为何这罪孽的惩罚却在那生来无辜的孩子身上?如果弃婴的生存是属于光环笼罩的政府职责,却为何这职责只有民间良善者来承担?

泱泱国度里,袁厉害也只能救下这不过百十来个孩子,还有多少弃婴因为没有遇到袁厉害这样的人,而生命不保?这是一件让人悲悯不已的事情。

虽然山西原平市在弃婴问题上行使了一项政府出资委托个人代养的措施,确实让弃婴的生存有了些许希望,也展示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诚意,但这也并不能让弃婴们生活好起来。这些愿意去代养的家庭,是看到了其中的有利可图,按照交易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拿到政府的钱后能给予孩子应有的保障,能活下来,依然只是这些孩子获得的最好标准。

也有依然活不下来的情况,由于他们先天病症的原因(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有许多孩子都死在了代养者家中,而政府对此是漠然的:

村民王金梅收养了三个孩子,之前的两个都死掉了。她说,“孩子快不行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民政局,民政局说,知道了。等孩子死掉了,民政局说,自己处理掉就算了。”

——《LENS.视觉》杂志

我们在这个时刻彰显国之福强与大度的国家,经常见到国家对外援助的大手笔,只是为何不在自家那阴暗的角落里也画上一大笔呢?如果能将那些捐赠非洲等国外的钱也同等份地拿出来救助这些孩子,如果能将每年投入到所谓网络信息评论员的钱拿来救助这些孩子,他们的明天还会是今天这样吗?

我知道,这很难,否则也不会有袁厉害所遇到的难题了。

我只是悲伤,我并无悲愤,犹如昙花一般,内心的枯萎在表象绽放的刹那就已经开始。